80年代电影制作的关键难点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电影厂实行严格的指标管理，每年由国家计委下达拍摄指标，题材比例也有规定。1983年全国故事片产量仅127部，每个电影厂分到的指标非常有限。
陈光这种导演需要先争取厂里的立项名额，这涉及到复杂的内部竞争。
剧本审查流程更是艰难。
需要经过厂艺委会、地方文化局、电影局三级审查，修改意见常常互相矛盾。
像《当幸福来敲门》这种涉及底层苦难的题材，很容易被批“调子灰暗”。
1981年《天云山传奇》就因类似问题引发巨大争议。
资金问题尤其棘手。
当时电影拍摄资金由国家统拨统支，平均每部成本约60万元。
但实际常超支，导演就得像陈光那样到处“化缘”。
上海电影厂曾为《牧马人》向民航局借飞机，北影拍《骆驼祥子》时需要特批外汇进口胶片。
人员调配的困难。
演员都属于固定单位，借调需要省厅级批文。
可不像后世那种。
想拍就拍，甚至还有跑龙套等等说法，现在的演员可都是正儿八经有固定工作的。
剧组常因“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指责被迫停工。
1982年西影厂拍《没有航标的河流》时，就因从话剧团借演员被举报停工三周。
这时候在中国拍摄电影并争取上映，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面临着多重困难。
困难主要源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文化政策、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
电影生产实行严格的“指标制”。
国家每年下达有限的拍摄指标，主要由几家大型国营制片厂（如北影、上影、长影、西影、峨影、珠影等）承担。
向唐雨橙所在的京城主要是北影垄断
没有指标，意味着无法获得官方的拍摄许可、资金、胶片和设备支持。
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和制片厂自有资金。
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几乎无法进入电影制作领域。
而陈光只是一头热的情况下，当幸福来敲门是基本上很难被拍出来的。
导演和创作者需要层层审批才能获得拍摄资金，且预算通常非常紧张，超支风险巨大，常常捉襟见肘。
独立制片的概念在当时几乎不存在。
所有电影项目必须依附于国营制片厂体系。
剧本必须经过电影局（隶属于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严格审查才能立项。
剧本内容、主题、人物塑造、情节走向都需要符合当时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要求。
光光这些就己经能劝退大部分的人，而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有层层阻碍。
电影完成后，还需经过电影局组织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审查标准不仅涉及政治敏感性，还包括道德、社会风气等方方面面。
尺度难以把握，审查意见往往带有主观性，修改要求可能模糊或苛刻。
审查标准和尺度可能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波动，增加了创作者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一部电影可能因政策变化而在拍摄中或完成后被叫停或要求大幅修改。
当然了这些都能被解决的前提下还要把胶片问题也给解决，现在的国内根本没法有好的胶片。
电影拍摄完全依赖昂贵的进口胶片（如柯达、富士）。
胶片供应受外汇配额限制，非常紧张且成本高昂。
每个镜头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消耗，限制了拍摄数量和创作自由度（不敢轻易多拍几条）。
摄影机、灯光、录音等专业设备相对落后，数量有限，且维护保养困难。
先进的设备（如斯坦尼康、变焦镜头）更是稀缺。
同期录音技术难度大，设备笨重，外景拍摄常受干扰。
剪辑是手工剪接胶片，效率低且风险高（物理损伤胶片）。
特效手段极其有限，主要依赖模型、绘画接景、光学洗印等传统方法，效果粗糙且成本高。
配音、混音条件简陋。
不过唐雨橙愿意和陈光说这些的原因是，他觉得陈光这个人胆大心细，又愿意创新，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人看上了当幸福来敲门的潜力。
以上这些困难唐雨橙都可以解决，北影那边的电影名额他可以让李向北去找关系，至于政治倾向，他相信自己的政治一定是无比正确的，不单单是风筝打的小样，就是他现在的地位来说，他即是正确。
所以这方面也不用担心，至于胶片和技术人才问题，这点完全可以交给张来儿，
张来儿之前能把大批量的外汇现金从港岛带回国内，说明她掌握了一条不知名而且很珍贵的渠道。
由她在带一些个电影人才来，完全不是问题。
香港那地可不缺能拍好电影的人才，所以大部分条件唐雨橙都能满足。
资金的话更是充足，只要他现在立项了，一定能拍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电影。
所以唐雨橙现在需要说服的是陈光导演，他们这群人有再大的能耐，也只是口头上说说，真没有真正意义上接触过电影行业。
把陈光叫在一边，和他说明了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陈光导演是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确实是有想法当幸福来敲门拍出来的打算，不过能不能拍还得看上面的决定，他的能量确实是没有那么大。
谁都削尖了脑袋想往上面爬，原来权利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在他们这些5代导演看来想拍一部电影是难之又难。
在人家看来，却只是把脑海中灵光乍现的灵感实现而己，远远没有达到困难的程度。
“陈导演，其实我蛮欣赏你这个人的，不如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个电影，你来执导，至于其他方面的关系，我来协调”
陈光听完唐雨橙的劝说，表情有些异动，然后又悠悠叹了口气。
“唐局，不是我这人架子大，可电影行业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行水深着呢！”
“单单就是这部电影，要是按你的打算拍这部电影，成本可大了去，没有百万根本无法拍下来，这样一部电影能让你亏得底裤都没。”
接下来唐雨橙的疑惑得到了陈光导演的解释，原来现在拍电影和后世完全不同，不是你拍出好电影就能登上银幕的。
中影公司独家垄断发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影）是唯一的全国性电影发行机构。
制片厂拍完电影后，必须“卖”给中影公司，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通常远低于成本），制片厂难以回收成本，更遑论盈利。
中影以固定价格收购影片，再统一安排全国发行放映计划。
电影院没有选片权，必须放映中影安排的影片。
为了消化质量较差的影片，常采取“好片搭次片”的捆绑方式，挫伤了制片厂创作精品的积极性。
中影根据影片类型和预期观众数量决定洗印的拷贝数。
很多有潜力的艺术片或小众影片可能只获得极少的拷贝，导致放映范围极其有限，难以触达更多观众。
光是听到这点，唐雨橙的脑袋都大了，万万没有想到电影的发行竟然有独角兽存在，不过对于他来说，这事倒不算是多大的困难，顶多就是卖两个人情请两顿饭的情况。
但他又不是只打算拍一部电影，以后其他电影想要发行都这么干吗？
一想到这唐雨橙感觉前路晦暗。
难怪就连一向赞同他的李向北和胡胜利等人，考虑了这么久还没给个明确的答复，甚至是在他的这部当幸福来敲门己经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这儿人都还没找过来，原来拍电影想要赚钱是真的困难。
“唐局不是我说当幸福来敲门不好，其实按正常来讲，不大符合我们的社会情况，而且现在电视的普及越来越广，电影的受众情况不比之前了。
任何在形式或内容上的创新都可能引发争议，甚至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
电视的迅速普及（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录像厅的兴起、流行音乐的繁荣，都在争夺观众的闲暇时间和文化消费意愿，电影不再是唯一的主流娱乐方式。
唐雨橙点点头。
“陈导，如果说一部电影想收回收回成本，甚至是赚钱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陈光导思索一瞬，“有，唐局，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自己偷偷的拍，按你的说法能把这电影拍好不算啥问题，但是拍好之后可能没法在国内上映，就得拿到国外去去参加各大奖项的评选，只要得奖了再把电影卖给老外，那不但能收回成本，甚至能赚外汇。”
“不过这样一来就得罪当局，以后无论是导演的执导之路，还是演员以及其他电影制作人员，都可能都面临封杀”
“第二条路就是唐局，你找人或者找关系和中影当局的领导达成合作，只要能谈把条件谈好，那盈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当年少林寺那票价低成啥样，都还能卖上亿的票房，我觉得咱中国国内电影市场不单单只有芝麻粒这么大小，只不过碍于现在的国情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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