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李向北在北影厂深厚的人脉以及对唐雨橙“政治正确”光环的背书，《当幸福来敲门》的剧本核心故事，以短篇小说《幸福之路》的形式，在影响力巨大的《当代》文学杂志上重磅连载。
唐雨橙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推荐序，将故事内核拔高到“反映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坚韧奋斗，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追求幸福的必然性与光明前景”的高度，巧妙地规避了“调子灰暗”的雷区。
连载甫一推出，立刻引发巨大反响。
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向编辑部，有共鸣，有感动，更有对“电影什么时候拍出来”的强烈追问。
几乎同时，在唐雨橙的授意和资源运作下，《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等核心电影刊物上，数篇重量级评论文章出炉。
几位德高望重的文艺评论家（其中不乏曾支持过《天云山传奇》的学者）被“请”出山，他们不再局限于剧本讨论，而是高屋建瓴地分析“《幸福之路》现象”，将其誉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力作”，强调其“深刻的时代烙印、温暖的人文关怀和对奋斗精神的礼赞”。
文章巧妙地将“苦难”转化为“磨砺”，将“底层挣扎”转化为“顽强拼搏”，将“灰暗”扭转为“黎明前的黑暗”，最终指向“幸福必然到来”的官方叙事。这些评论，为尚未开拍的电影披上了一层坚固的“政治正确”铠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和“电影之窗”栏目，也响起了《幸福之路》的声音。
著名播音员那富有感染力的演播，让陈光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尤其触动了无数城镇普通职工和刚刚进城的“打工者”的心弦。
街头巷尾，公共汽车上，开始有人谈论“那个厕所里住人的故事”，谈论“陈光真不容易”。一种自下而上的期待感，开始悄然凝聚。
这股宣传风暴的力度和广度，在1986年的中国是空前的。
它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功地将《当幸福来敲门》推到了社会舆论的中心，制造了巨大的期待值；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引来了关注和……警惕。
北影厂内，并非铁板一块。厂长王振邦，一个在电影系统浸淫多年的“老电影”，对唐雨橙这个“空降兵”本就心存芥蒂。
在他看来，唐雨橙仗着背景搞这么大阵仗，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严重干扰了厂里正常的创作秩序。
更重要的是，唐雨橙绕过他首接动用了北影的指标和资源（虽然是通过李向北），这让他感到了权力的旁落和权威的挑战。
“王厂长，您看看，这外面都闹翻天了！一个剧本，还没拍呢，就吹得天花乱坠！这唐雨橙同志，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厂艺委会副主任老刘，王振邦的心腹，拿着几份登载评论文章的杂志，忧心忡忡地说，
“而且这题材，虽然现在被他们包装得花团锦簇，但根子上还是写‘苦’啊！万一拍出来效果不对，风向一变，咱们北影可是首当其冲！”
王振邦阴沉着脸，抽着烟：“哼，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以为搞点宣传就能成事？电影是拍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还有那个陈光，不安分！
李向北也是，跟着瞎掺和！”他顿了顿，隔行如隔山，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不是能量大吗？不是要搞‘前所未有’吗？行，咱们就按规矩来！
艺委会的审查流程，一步都不能少！
剧本？给我仔仔细细地审！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都要抠！我倒要看看，他这‘政治正确’，经不经得起推敲！”
王振邦的意图很明确：利用正常的审查程序，给唐雨橙和陈光制造麻烦，拖延时间，消耗他们的锐气和资源，最好能逼得他们自己知难而退，或者抓住把柄，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
就在王振邦暗中布局的同时，唐雨橙团队的另一条战线——技术保障，也在张来儿的主导下紧锣密鼓地展开。
张来儿展现了其令人咋舌的能力。
几天后，一批贴着“精密仪器设备配件”标签的木箱，通过海关的特殊通道，悄无声息地运抵北影厂仓库。
打开木箱，里面是整整齐齐、包装完好的柯达电影胶片，数量之多，足够支撑《当幸福来敲门》高标准的拍摄需求，甚至允许陈光进行更多次的尝试。
一同抵达的，还有几套保养精良的潘那维申（Panavision）摄影机镜头、几盏先进的镝灯（HMI）和一套便携式纳格拉（Nagra）录音机。
更关键的是，随设备一同到来的，还有三位低调的香港电影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指导（人称“坚叔”），一位灯光师，一位录音师。
他们以“设备维护工程师”和“技术顾问”的身份登记入境，由张来儿全程安排食宿和“工作指导”。
香港团队的到来，在北影厂技术部门内部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和……抵触。
习惯了国产设备和传统打光方式的北影老师傅们，看着这些“洋玩意儿”和操着粤语的技术人员，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屑。
一场夜戏，陈光要求营造出都市霓虹透过破旧窗户映照在父子脸上的复杂光影，既要表现环境的冷漠，又要突出人物内心的微弱希望。
北影的灯光师习惯了大平光，觉得那样“清楚”、“明亮”才是好。
坚叔带来的灯光师阿强则坚持要用镝灯模拟霓虹色光，辅以柔光布制造层次，主光只给父子一个很小的区域，大部分环境沉浸在阴影中。两人在现场争执起来。
这黑乎乎的，观众看得清脸吗？领导审查能过？”北影灯光师老李不满。
李师傅，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光太亮，就没那个味道了，观众能感受到氛围比看清每根眉毛更重要！”阿强用生硬的普通话解释。
陈光夹在中间，焦头烂额。
最终是唐雨橙闻讯赶来，首接拍板：“按阿强的方案试一条！效果不好再调。
陈导，你是导演，现场听你的！”唐雨橙的果断压制了技术部门的保守声音，但也埋下了更深的矛盾。
香港团队的专业和效率，在解决技术难题上确实带来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同期录音的清晰度和复杂光效的营造，让陈光如虎添翼。但这种“外来和尚”的优越感，也刺痛了一些老电影人的自尊。
王振邦的“阳谋”很快显现。
厂艺委会的审查会议，变成了对剧本的“批斗会”。
从“厕所居住是否丑化社会主义优越性？”到“主角遭遇的挫折是否过于集中，显得社会太冷漠？”
再到“那个美国名字‘幸福’（当幸福来敲门）是否暗示对西方价值观的向往？”，各种刁钻、上纲上线的问题层出不穷。
陈光据理力争，解释创作意图，但往往被扣上“态度不端正”、“思想认识有偏差”的帽子。
在一次关键的艺委会扩大会议上，王振邦亲自坐镇。
老刘抛出一个“杀手锏”：“剧本结尾，陈光得到工作，似乎是靠一个偶然遇到的‘贵人’（原型为股票经纪人）？这宣扬了什么？是个人奋斗？还是投机取巧，靠运气、靠关系？这和我们提倡的‘劳动光荣’、‘集体主义’精神是否背道而驰？这调子，我看就有问题！”
*会场气氛瞬间凝固。
这个问题极其刁钻，首接指向了故事核心驱动的“偶然性”，很容易被解读为否定个人努力，宣扬宿命论或投机主义。陈光脸色发白，一时语塞。
所有目光都投向列席会议的唐雨橙。
*唐雨橙缓缓站起身，神色平静，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王振邦脸上，语气沉稳而有力：“刘副主任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啊。
”他特意加重了“深刻”二字，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
“首先，这不是‘偶然’。
剧本里清晰地描写没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天上掉馅饼也砸不到他头上！这叫‘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其次，‘贵人’相助？我更愿意称之为‘伯乐识马’。
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实干家，因为遇到了知人善任的领导和同志，才得以施展才华，做出贡献？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识才、爱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那位服装经理，代表的不是个人恩惠，而是社会对奋斗者、对真才实学者应有的认可和回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唐雨橙声音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个故事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是陈光在绝境中展现出的、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责任，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不放弃希望、顽强拼搏的精神！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品质？
难道不是我们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所需要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
把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展现人性光辉和奋斗力量的故事，解读为‘投机取巧’、‘调子灰暗’，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认识偏差！是对创作者热情和劳动的不尊重！”
*唐雨橙一番话，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将政治高度、社会意义和故事内核完美结合，掷地有声。
他巧妙地利用“伯乐识马”这个社会主义语境下完全正面的意象，化解了“贵人相助”的敏感，并将矛头反指对方“认识偏差”。
会场一片寂静。王振邦脸色铁青，老刘哑口无言。
其他艺委会成员也被唐雨橙的气势和道理慑服。
当然更多的是还是被会议最后走来的那位满头白发的女老人，杨老所折服。
是的，在唐雨橙遇到困难之时，他的妻子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最终告知赵老，赵老又通知他的老伴来给唐雨橙站台。
最终，剧本在附加了几条无关痛痒的修改意见后，惊险过关。
唐雨橙凭借其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和思辨能力，以及一点点权利，成功拆除了王振邦埋下的最大一颗雷。
剧本审查的惊险过关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最大的拦路虎——中影发行，依然横亘在前。
唐雨橙的“预期管理”计划，进入了最关键的实操阶段。
唐雨橙指示几人的团队，将《当代》杂志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表达对故事的感动和对电影的期待）、电台收到的点播《幸福之路》的听众来信、以及报刊上支持性的读者评论，精心筛选、整理、汇总。
特别是那些来自普通工人、教师、基层干部的信件，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极具代表性。这些信件被装订成厚厚的几大册。
同时，在张来儿庞大商业网络的运作下，一个隐秘的行动在几个重要城市展开。一批人（主要是张来儿旗下或合作的供销社、百货公司员工）被组织起来，拿着介绍信和工作证，前往当地新华书店和报刊亭，“抢购”刊载有《幸福之路》连载和评论文章的《当代》、《大众电影》等杂志，造成这些刊物在报摊上迅速售罄的“繁荣”景象。
虽然带有一定的“水分”，但结合真实的读者热情，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被迅速反馈到中影公司内部，形成强烈的心理暗示：这部电影，拥有庞大的潜在观众基础！
这些精心准备的“民意炮弹”和“市场信号”，通过李向北父亲的老部下（一位己退居二线但仍有余威的老领导）的牵线，以及唐雨橙亲自出马，被送到了中影公司负责影片收购和发行的关键人物——发行处陆处长手中。
陆处长是个谨慎务实的老派人，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和各地反馈的杂志热销信息，听着唐雨橙条理清晰、充满自信的分析（强调社会意义、观众基础、潜在票房号召力），内心也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他从业几十年，从未见过一部尚未开拍的电影能引发如此规模的社会讨论和期待。
中影公司内部关于《当幸福来敲门》的讨论会上，分歧巨大。
以陆处长和少数几个年轻科员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重视这股罕见的“民意”和市场预期，考虑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和增加拷贝数量，甚至尝试不捆绑销售。
而以另一位实权派孙副经理为首（私下与王振邦关系密切）的保守派，则嗤之以鼻：“老陆啊，你也是老发行了，怎么还被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唬住了？读者来信？那能代表什么？
谁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找人写的？杂志卖得好？那是小说写得好，跟电影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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