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毕，说说吧，你跟邓立钢怎么认识的？”彭兆林把保温杯推过去，不锈钢杯壁凝着水珠。审讯室里只开了盏台灯，光打在石毕戴着手铐的手上，那双手曾拨弄过算盘，也挥过杀人的刀。
石毕缩了缩脖子，眼镜滑到鼻尖：“十年前在鹤溪劳务市场，他问我会不会算账……”喉结滚动着，“我那时刚从老家出来，穿得跟要饭的似的。”
“老家？”彭兆林在笔记本上划了下，“你老家不是河北吗？怎么跑鹤溪去了？”
“我……”石毕突然捂住脸，指缝间漏出呜咽声，“我杀了人，不能待在老家。”台灯的光晕里，灰尘在他颤抖的肩头跳舞，“我老婆嫌我没钱，跟厂子里的会计好上了。我妈肺癌晚期，住院要交押金，我偷了厂里的电缆卖，刚凑够钱，她就……”
声音突然哽住，他盯着桌上的搪瓷缸，缸底印着朵褪色的牡丹。“我妈咽气那天，她坐在灵堂里嗑瓜子，说‘你妈死了正好，省得拖累我’。我当时攥着孝棍，血往头上涌……”
“所以你杀了她？”彭兆林的声音很稳。
“我用切菜刀……”石毕的肩膀剧烈抽搐，“砍了三刀，她倒在煤球炉边上，血把我的棉鞋都浸透了。”窗外传来警笛声，他猛地抬头，“邓立钢知道我懂会计，说能带我去北边躲风头，还能挣钱给我妈修坟。”
“吉大顺，这是你老婆儿子从雪城寄来的信。”彭兆林把牛皮纸袋放在病床边，消毒水味混着老人身上的药味。心电监护仪滴滴作响，屏幕上的曲线弱得像条游丝。
吉大顺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盯着信封上儿子的笔迹：“彭队，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还有三个月。”彭兆林拉过椅子坐下，“你老婆说，儿子考上大学了，学的是兽医。”
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下，又黯淡下去：“好，好……比我有出息。”他抬手想摸信封，却被输液管拽住，“当年在鹤溪，邓立钢说带我发财，让我管屠宰场的账。其实那屠宰场是幌子，他们在后面地下室造假证。”
监护仪的声音变急了，吉大顺喘着气：“有次我想跑，被他堵在火车站，他说‘你要是敢回家，我就把你偷牛的事捅给派出所’……”咳嗽打断了他的话，痰盂里咳出点血丝，“我真后悔啊，当年在雪城偷了邻居家的牛犊，想着卖了给儿子交学费，结果越陷越深……”
“邓立钢让你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彭兆林递过纸巾。
“他让我伪造过户口本，”老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还有结婚证，卖给那些躲债的、重婚的……”眼泪从眼角滑进皱纹里，“我儿子要是知道他爹是个造假证的，还帮着杀人犯管过账，他得多丢人啊……”
“宋红玉，看看这张照片。”彭兆林把碧水家园案发现场的照片推过去，女人扫了眼就别过头，指甲在桌面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审讯室的时钟指向午夜，她的睫毛膏晕染开来，像两道黑痕。
“我不认识这个人。”她的声音干巴巴的。
“被害人手里攥着半只黄莺手镯，”彭兆林又甩出一张照片，玉镯断口处缠着血丝，“你当年在鹤溪供销社买过一只一模一样的，售货员还记得你砍价半小时。”
宋红玉突然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发飘：“彭队长，你有证据吗？鹤溪那么多人，谁没买过玉镯子？”她抓起照片撕成两半，碎纸掉在橙色马甲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跟你们说的案子没关系。”
“普通家庭妇女？”彭兆林翻开案卷，“邓立钢交代，2015年在绥鹿，是你把被害人诱骗到仓库的。他还说，你嫌被害人挡了你们的财路。”
女人猛地拍桌而起，手铐撞在桌面发出脆响：“他胡说！是邓立钢逼我的，所有事都是他逼的！”眼泪突然涌出来，“我跟他过够了，天天疑神疑鬼，连我给我爸打电话都要监听……”
“所以你就找了石毕？”彭兆林盯着她的眼睛，“在绥鹿租房子，用假身份过日子，邓立钢发现后，你们就合谋杀人？”
宋红玉突然不说话了，低头抠着指甲上的死皮。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像敲在甄珍的心坎上——她站在单向玻璃外，看着这个曾经给过她糖吃的女人，如今眼神里只剩空洞的怨毒。
“彭队长，十年了，你终于找到我了。”邓立钢靠在审讯椅上，嘴角居然带着笑。他头发全白了，却梳得一丝不苟，蓝布囚服洗得发白。
彭兆林把钢笔放在桌上：“说说吧，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当年在雪城，我是供销社的会计，”邓立钢盯着天花板上的污渍，“我爹是老革命，从小教我要正首。可后来呢？我揭发领导贪污，反被打成右派，老婆也跟人跑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蹲在火车站喝闷酒，看见吉大顺偷人家行李，石毕在墙上刷小广告，突然觉得这世道……正首有什么用？”
“所以你就带着他们造假证？”
“对，”邓立钢点点头，“鹤溪没人认识我们，我们租了个屠宰场，白天杀猪宰羊，晚上在地下室刻公章。石毕懂会计，吉大顺管账，我负责跑销路。”他突然笑出声，“你知道吗？第一个买假证的人，是个想重婚的老板，他给了我一千块，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块。”
“碧水家园的案子，是你主谋的吧？”彭兆林的声音冷下来。
邓立钢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被害人发现了我们的假证窝点，要去报警。石毕说杀了他，宋红玉说她来诱骗……”他搓了搓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血腥味，“我当时想，反正己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你后悔吗？”
“后悔？”邓立钢抬眼看彭兆林，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波动，“我后悔没早点收手。要是当年在鹤溪，吉大顺说想回家时，我放他走了，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他低下头，白发垂下来遮住眼睛，“我爹要是知道我成了杀人犯，能从坟里爬出来打死我。”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甄珍端着水杯进来，警服袖口蹭到邓立钢的肩膀。男人突然抬头，盯着她额角的疤：“你是……甄珍？”
甄珍没说话，把水杯放在桌上。十年前的画面在眼前闪过：邓立钢蹲在她面前，手里捏着块糖，说“丫头，别哭，叔叔给你买糖吃”。而现在，他的眼神里只剩下迟暮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彭队长，”邓立钢突然对着彭兆林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解脱，“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但能不能……让我给我爹扫次墓？他坟头的草，该有人拔了。”
彭兆林没回答，站起身往外走。甄珍跟在他身后，听见身后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还有邓立钢低低的哼唱——是首老掉牙的革命歌曲，调子跑了调，却在空旷的走廊里久久回荡。
凌晨的警局大楼静悄悄的，彭兆林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甄珍把结案报告放在桌上，看见他鬓角又添了几根白发。
“都交代了？”彭兆林没回头。
“嗯，”甄珍点点头，“邓立钢说，当年在鹤溪，他其实挺羡慕吉大顺有老婆孩子，只是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窗外的天空渐渐亮起来，第一缕阳光照在警徽上，闪着温暖的光。彭兆林转过身，脸上带着疲惫的笑意：“走，去食堂吃早饭，今天有你爱吃的豆腐脑。”
甄珍跟着他往外走，走廊里传来同事们准备出警的声音。她想起邓立钢最后说的话，想起吉大顺流着泪看儿子的信，想起宋红玉撕照片时颤抖的手。十年的追查终于画上句号，但那些被毁掉的人生，却永远停在了鹤溪的那个冬天。
食堂的热气扑面而来，彭兆林把盛满豆腐脑的碗推给她：“趁热吃，吃完还有硬仗要打。”
甄珍拿起勺子，看着碗里倒映出自己的脸，警服领口的徽章清晰可见。她忽然明白，有些黑暗需要被照亮，有些罪恶需要被审判，而她作为警察，要做的就是站在光里，不让更多人掉进那些看不见的深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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